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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庭院

慢读秋雨

那是我十九岁那一年的夏天。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岳麓书院逗留了很长时间,离开时一脸安详,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学院里的情况和我家庭的处境都越来越坏。后来我又不得不到农村劳动去了,彻底远离了学校和教育。但是,奇怪的是,那个青砖石地、粉墙玄瓦的梦,却常常在脑际隐约闪动。待到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努力寻觅有关它的点滴记载。再后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我就有机会一再访问它了。

我终于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间潜入,让我在无意中碰撞到了中华文化存废之间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一条是燥热的死路,一条是冷清的生路。这条生路,乃是历代文化智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岳麓书院便是其中一个例证。

说远一点儿,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公办学校。到了孔子,成功地创办了私学。从此,教学传统成了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命脉。到了唐代,就出现了教学等级很高的书院。宋代书院之风大盛,除了很早就开办的白鹿洞书院外,还出现了石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丽正书院、象山书院等等。这些书院,有的是私办,有的是公办,更多的是“民办官助”。共同特点是,大多选址于名山胜景,且由比较著名的学者执掌校务,叫“山长”。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与书院所在的名山对应,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对官场级别的不在意,自谦中透着自傲。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在历任山长居住的一个叫“百泉轩”的小院落里徘徊很久,想象着山长们的心态。他们,只想好生看管着这满院的书声泉水、满山的春花秋叶,就已经足够。山下的达官贵人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会到山上来叩门拜见。来就来吧,听他们谈谈平日不太谈的先秦诸子、楚辞汉赋,然后请他们到书院各处走走,自己就不陪了。在山长们的眼中,他们都是学生一辈,欠学颇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辈分的尊严。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文化。

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

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

书院所有课程的最终走向,是要塑造一个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对于这一点,曾经统领过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大哲学家朱熹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但在社会上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够从根本、从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他又说,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

正是出于朱熹所说的这个理想,很多杰出的学者都走进书院任教,把教书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为一体。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向岳麓山走来。因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们以前见过面,畅谈过,但还有一些学术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朱熹希望把这种探讨与书院的教学联系在一起。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果然如朱熹预期的那样,会讲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

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一个徽州婺源人,一个四川绵竹人,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们在会讲中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两种浓重的方言,一种是夹杂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话,一种是四川话,三天三夜唇枪舌剑,又高深玄妙,但听讲的湖南士子都毫无倦意。

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交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盟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

(《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

这种由激烈的学术争论所引发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神往。可惜,这种事情到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后来就名之为“朱张渡”。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接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

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连床”,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有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

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地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知识分子“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即拆去”的事情。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对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撑住的。

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他以六十余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

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中国总有一些文人喜欢对着他们无法企及的文化大师动刀,而且总是说他们“不学无术”,又总是说他们有政治问题。可见七百年前就是这样了。

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便在皇帝面前斥责那些诬陷朱熹的人“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

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还是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姓余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天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这个与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祸害一个大文化人,实在是“余门之耻”。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不断有人被拘捕。这时朱熹已经回到了福建,他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表示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

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

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〇〇年,他觉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

不久之后,朱熹又备受朝廷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时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王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栻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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