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共产党“经济打零分”吗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立的。当时，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注一个重要问题：第一次取得全国性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将怎样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实现人民富裕、民族复兴？有的资本家幸灾乐祸地讥笑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西方国家也有人站出来说：共产党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就连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朋友也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可见，当时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难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在中国共产党人眼中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稳市场首胜“银圆之战”1949年2月，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就派人接管国民党的银行和造币厂，开始设计印制人民币。随后，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的货币体系，解放军解放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每解放一个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就通令该城市以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货币，金条、银圆、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严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就在当天清晨，几十辆大卡车驶入了上海市区。这些卡车装载着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共4亿元，其中面值最小的为1元，面值最大的为1000元。在此之前，上海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金圆券。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了金圆券，并强制人民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疯狂搜刮人民的血汗，使社会陷入混乱、金融面临崩溃。金圆券流通不到1年，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已形同废纸。如1949年发行的“陆拾亿（60亿）圆”票面的金圆券，堪称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之一，但在当时的上海只能买到70余粒大米。在逃往台湾之前，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发行金圆券，捞足了真金白银。为了不让老百姓破产，面对已形同废纸的金圆券，年轻的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积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当时的上海军管会规定：人民币1元折金圆券10万元。从5月30日开始，仅用了7天，人们便把手里的金圆券兑换成了人民币。但是，刚刚进入上海流通市场的人民币立即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方面，投机商人不顾国家财政困难，拒绝使用唯一的合法货币―人民币，并公然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依然以银圆为单位给货品标价，其他商店纷纷仿效。另一方面，金圆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噩梦在普通百姓心中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使他们不敢轻信纸币，觉得金条、银圆才是硬通货。善于买空卖空、操纵物价的不法商人立即发现了投机空间。一时间，上海市中心的主要马路边到处都有“黄牛”。他们手里拿着几块银圆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时与行人讨价还价，用银圆兑换人民币。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当时，人民银行规定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100，即1块银圆兑换100元人民币。但是，由于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圆，通过“黄牛”操控黑市价格，使得人民币不断贬值。6月3日，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上升为1∶720；4日，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竟狂涨到1∶1100。猖狂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冲击和动摇了人民币的地位，使物价急剧上涨，人心惴惴不安，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控制上海全局，能否保证上海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6月5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上海银圆投机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这一投机行为。一场短兵相接的金融保卫战―“银圆之战”就此拉开序幕。5日，上海市财委在一天内向市场投放10万银圆。市场上马上出现挤兑狂潮，这些银圆仿佛石子投入深渊，被一吸而尽，银圆价格却一点儿也没有回落。原来，投机势力的胃口太大，10万银圆根本不够“吃”的。7日，银圆与人民币比价上升为1∶1800，生活必需品价格随之上涨2—3倍。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派出侦察员，查明操控黑市价格导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活动发端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这幢大楼每天聚集着大批投机分子。每天上午，他们谋划敲定黄金、银圆、美元3种硬通货的交易比价，然后通过电话通知分散在市区各角落的“黄牛”，按统一比价操控黑市交易。6月8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进行查封，并惩办为首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打击投机捣乱活动。在向中央汇报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批准。经过一番周密侦察和部署，10日上午8时，200余名便衣警察分散进入证券交易所大楼，控制了所有通道；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1个营的兵力对整座大楼实行军事包围；紧接着，上海12000余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作宣传解释。随着一声令下，散布在大楼中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进行突击搜查。在场的2000多名投机分子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会有如此的铁腕钢拳，都被吓破了胆。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公安人员当场扣押为首分子200多名、违法情节较轻的1800多人（后被陆续释放）；抄没黄金3642两、银圆39747枚、美元62767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万多元以及投机分子囤积的大量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商品。查封证券交易所大楼后第二天，随着大批投机商落网，银圆与人民币比价猛跌，物价回落，人民币的主导地位很快得到了确立。之后，以武汉、广州为中心的华中、华南地区也开展了打击金融投机、禁止金银外币流通的大规模行动，有力遏制了全国范围的银圆投机活动。“银圆之战”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平物价再赢“米棉之战”“银圆之战”的胜利，打击了金融界的投机势力，但并没有让各类投机商彻底降服。投机商们认为“银圆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枪杆子取得胜利的，那不算是真本事。他们还要和人民政府进行新的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等大城市普遍物资短缺，加上受通货膨胀影响，人们手里有了钱，就赶紧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囤积在家里，这就给投机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投机商们又把目光瞄准“两白一黑（米、棉、煤）”等商品，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各地物价再次掀起上涨狂潮。“米棉之战”由此展开。从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人民政府与投机商展开了3个回合的大较量。第一回合的较量是在1949年7月，投机商首先哄抬纱价，冲击棉纱市场，接着又将目光转向当时紧缺的粮食和煤炭。特别是7月11—16日的6天之中，因投机商哄抬米价，米价上涨了96%；16日起，投机商又转而哄抬纱价，冲击棉纱市场。如此循环哄抬物价，造成市场一片混乱。在6月27日—7月30日的33天中，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153%，纱价上涨了1倍，米价上涨了4倍！国民党特务趁机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人民政府抑制物价波动、打赢“米棉之战”的重心所在。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沉着应对，精心部署铁路交通部门在全国范围集中调动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陈云亲自坐镇上海指挥这场战役。这一次，人民政府主要使用的是经济手段。通过动员铁路交通部门，人民政府将大批粮食、棉纱、煤炭等物资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准备用调集大量物资、选择有利时机集中抛售的方法压垮不法投机商。7月，国营贸易公司在上海抛售的棉纱、棉布、大米、面粉占到市场成交总量的1/3以上；与此同时，工商部门也加强了市场管理，对囤积物资的不法商贩进行了惩处。这些举措有力打击了抢购、囤积等投机活动，控制了物价上涨的幅度。第二回合的较量发生在1949年11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推进，大量游资和投机商进入上海，于是上海的主要物资很快掀起了新一轮涨价风潮。上海又一次成为“米棉之战”的主战场。由于有了上一次较量的斗争经验，党和政府对货币供应和价格波动之间的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具体分析了市场上的商品和流通中的货币的情况后作出果断决策，指示各地国营公司在抛售物资上“大步后退”，保存实力，除必须应付的门市以外，暂时不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按照中央的精心部署，各地一方面加强物资调运，另一方面尽量设法紧缩通货。一切准备就绪后，当11月下旬市场物价在投机商的哄抬下达到顶点之时，中央财经委员会连续发出指示，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将已调运集中起来的主要物资趁物价高涨时统一向市场大量抛售。一些仍不死心的投机商认为物价还将上涨，不惜以高息拆借巨款继续吃进这些物资。这时，国营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将大量粮食、棉纱、棉布等紧俏商品在同一时间向市场敞开抛售，并逐步降价。这一招令投机商们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