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郑振铎

12月8号。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上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