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作12

　　研究心理，还包括在具体场合、环境和情形下，人物符合其性格特征的具体心理内容的研究。

　　比如薛蟠这个形象，从来都是骄横跋扈、粗俗愚蛮的。但是宝玉挨打后，连薛宝钗在内的人都怀疑甚或认定是他挑唆的结果。他自然是受了冤枉的。

　　小说写了薛蟠受了冤枉之后的不服和反抗，写了向妹妹认错，其实是含蓄地反映了薛蟠自暴自弃的自卑心理，和原本是憨直无文的心性。

　　他使我们看到，薛蟠的坏更多的是封建特权家庭放纵和怂恿的结果。

　　总之，心理分析要注意人物之间的利害关系、把握人物的情绪、性格、教养、经历乃至更多更细的外部和内部原因，做到入情入理，自然真实。

　　只有深透把握心理才能真实地塑造人物，真实地演进情节。

　　（二）形式抽象

　　形式抽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小说叙述模式的提取和选择；一是现代小说象征结构及心理形态的提炼和描述。

　　下面分述之。

　　1．叙述模式

　　从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到叙述模式的路径，是一个从终极实在走向现象此在、逐渐进入文本建构的过程。

　　“有意味的形式”与叙述模式的关系是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

　　可以说，作为艺术最高抽象的那个“有意味的形式”落实到具体艺术文本的建构时，就表现为反映着主体审美理想和价值趣向的、对于题材的独特叙述。

　　这种独特叙述小而言之与主体的思想背景、叙述策略及叙述角度有关，大而言之与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以及艺术传统的积淀和阐释有关。

　　一个叙述模式的形成，既不是一般写作技巧的固态化，也不是偶然写作灵感的具像化，它反映着主体对于题材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以及艺术的当前思想文化潮流的理解，它既是相对稳定的，也是非常鲜活的。

　　叙述模式则是从千千万万的小说叙述现象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一种叙述结构。

　　比如故事式这一模式，它就是超越了具体题材、结构、表现手法等具体文章技术层面的特殊性而反映着把题材处理成一个起伏波澜、曲折有致的故事──这样的思路。

　　而《孔乙己》和《装在套里的人》是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简单相比的篇子，但是它们同属于细节拼对式，亦即把题材处理成一堆足以表现人物的细节，在细节的串联过程中隐现一条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线索。

　　在这个层面上，叙述模式成为最初意义上的文章类型。

　　这个类型从基本框架上规趋了小说技术的运用和操作。

　　比如，一旦进入细节拼对式就意味着情节的淡化和人物心理的隐蔽，更多的则是细节的选择和提炼，等等。

　　那么进入故事式，也就意味着情节的强化、人物性格的凸现，以及情节和人物演进过程中动作性的特别强调。

　　在这个层面谈叙述模式，只能显现体裁特征和结构方式，只是一般技术的操作性表述，最终落实为一个曲折有致、繁复生动的故事链，所谓情节。

　　当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叙述模式还与主体的思想文化背景相关联，反映在叙述策略和角度的选择、叙述语言的运用、审美风格的确立、直到社会文化政治功能的结构性表述等——形式构建诸环节。

　　《红高梁》是个典型的例子。莫言的叙述角度是作为孙子辈的“我”所据有的现代感和荒诞感；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叙述角度，它体现了莫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的寓意难明又无可理喻的那种隔膜和距离。

　　进入叙述时，莫言把两个故事套在一起：外部是“土匪种子”的父亲被爷爷带领着去伏击日本人，内部则是“我爷爷”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性爱故事。

　　这两个故事套在一起绝不仅仅是一个结构的技术性问题。

　　它事实上成为莫言对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这一主流话语的重新诠释，这就是，就解救民族危亡这一近代中国的重大课题来说，落实到社会革命的具体层面，就仅仅表现为普通人争取人性自由、追求基本生存的一次人性的自在冲动。

　　一个美貌女子被家族伦理驱遣而嫁给一个麻疯病人，毫无爱情可言；婚姻只是一次伦理闹剧的出演，连生殖意义上的性实践都谈不上。

　　而罗汉大叔不是被杀戮，而是被活剥人皮。无论是反封建还是反帝，在那个枯死和荒蛮迭加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只具有求生或生殖的本能意义。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土匪也不再是土匪，而是追求正当生存的人；“我爷爷”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杀戮本夫的奸夫，而是生殖运动的主潮人。

　　比起封建野蛮和帝国主义的兽性来，“我爷爷”这个土匪头子倒可能是更具道德感和人性味的真正的人。

　　显然，莫言这种对于故事式叙述模式的创造性运用，本质地反映着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潮流中文化启蒙和人性解放的话语倾向。

　　而故事式的叙述模式的运用，又彰显了传统中国文化在人性解放的语境中对于启蒙的根本阻塞和对于人性的荒谬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