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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我与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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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真的很难熬。

其实以前算是小康家庭，至少在邻里之间的孩子里，我是唯一一个经常穿漂亮裙子和一踩就会发亮的小鞋子的。

后来叔叔欠了债，在马路边上被人打个半死就逃的不见人影了。

这天大的债，理所当然的落在作为长子的我爸的头上。

家道中落，被追债的日子多了，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以至于我经常记不住回家的路。

记不清也不想回忆是在什么时候，反正也是在迷糊着回家的路上。

我被一辆超载违规的卡车撞了，人飞出去几米远，肇事司机跑了，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好在有路人好心打了紧急电话，我捡了一条命，但我的胳膊没了。

我的胳膊没了。

我所有的漂亮衣服看起来都极具嘲讽意味，空荡荡的袖口里藏满了我突变的情绪。

我开始喜怒无常，生活自理不便的多数日子里，我一直在消费自己的嗓子，我躺在床上大喊大叫，叫到嗓子哑了。

我不知道我在喊什么，我也不能控制自己停下来，但只有嗓子疼了，我的情绪能好过一点。

后来我读懂了史铁生，明白了小学课本里的《秋天的怀念》。

我不再拿那句“我死命的捶打着这两条可恨的双腿”做娱乐，也明白了为何在李谷一甜美的歌声下推翻书桌上所有东西的举动。

《我与地坛》里那句“死是一个不必急于求成的东西，死是一个终将会到来的节日。”成了我那几年唯一的安慰。

后来的很久很久我再也不哭不闹不喊叫了，只是偶尔羡慕窗外吱喳的飞鸟，因为他们有双翅膀。

我并不觉得这是好转的迹象，我没有看开，从来没有。我看不开。我只是在某天拼尽全力的喊叫里突然累了，突然决定喘口气了。

家里的情况也很糟，某年某月某天凌晨，我没闭眼，他们说要卖掉我的钢笔。特意来问我同不同意。

但其实我也知道，我的意见只是个流程，不管我答应与否，钢笔的下场都是一样的，谁叫我不争气，在这种家庭占了这么多的钱用作治疗。

那个钢笔很贵，光看那个包装的木头盒子就知晓，能值不少钱，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但它是我高中时代在市里的硬笔比赛赢回来的。

我点头了，但我没同意，我知道袖口空空的我再也用不上钢笔了。

他们拿那笔钱抵了点债,买了点肉酒，叫了那些被连累的亲戚来，上演了难得的阖家欢乐的团圆情景剧。

可我总觉得，他们卖掉的不是笔，是我浩浩荡荡走过这恶心的日子里，仅存的那点骄傲和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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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口空荡的她，站在人群的最末端，亲戚殷勤的给她端了半瓷碗肉，左着右看都没寻到她的人影。

其实一眼就能看到，因为在一众哄堂其乐，觥筹交错的喧闹里，只有她红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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