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 上

焚书坑儒

历史记载

焚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起因

1．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

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1）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但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2）第二是确有坑杀，不过是方士，或称术士。[6]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司马迁距离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麽概念？就相当于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于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3．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所焚何书？为何而焚？

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欲厚今乃焚古。

其次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

《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由此推断曾有一本道经，绝非仅有现存的十六字。）

所坑何人？为何而坑？

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因方士所言长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己心不净，何以修行？何以长生？人人本有长生草，己心不净，田园荒芜，何以种得长生。海外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不过是人身三大丹田。外求何处求……）

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炼药寻丹，乃是要传《道经》于天下。

始皇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过程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 ，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3]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

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 ，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 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所谓的“坑儒”事件。

主要影响

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学院争吵”的先河。

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文经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

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它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帝时，下令献书。成帝时，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三十九篇，《书》多十六篇。《毛诗》和《左氏春秋》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这些新发现的经典就叫做“古文经”。刘歆对于古文经很赞赏，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

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至此，基本上结束了经今、古文斗争。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文（zhòu宙，西周、春秋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三个为重文；每个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五百四十部，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多字，简明扼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

实质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墨并称显学，但墨家更侧重对农业方法的创新，种地务农。和道家更注重研究身心，人性观的形成探索，名家更注重形而上哲学思考。

荀子评论战国末年墨家、道家、名家思想：

墨家：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等级秩序的重要性，崇尚实用，过分强调勤俭节约，而轻视等级秩序，以至于不能区分上下之别、君臣之异，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墨翟、宋钘就是这样的人。

道家：放纵自己的天性，安于放纵自己而无所愧疚，行为如同禽兽，不足以符合礼义而达到国家的治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它嚣、魏牟就是这样的人。

名家：不效法先王，不赞成礼义制度，却喜好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怪的文辞，说得十分入微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诡辩却没有什么用处，做的事很多却没有什么功效，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纲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惠施、邓析就是这样的人。

诸侯大夫、贵族子弟：强忍着自己的欲望和天性，用心极其深沉，行为极其孤僻，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为最高的准则，不能够与大众和谐相处、遵守等级名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陈仲、史鰌就是这样的人。

道家的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黄老教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是稷下学宫的一个教派。）

崇尚法制却没有法则，轻视贤能而好自作主张，上面君王要听取他，下面社会上的人也要顺从他，整日讲述着法律条文，等到循省考察它，却脱离实际而没有着落，不能够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等级秩序）；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慎到、田骈就是这样的人。

和法家的有政治抱负的三晋法家

一是春秋时代的齐法家，一是战国时代的三晋法家，前者是与鲁儒家互补的，变法思想，总括起来讲就是“兼重礼法”。

后者则是与先秦儒家对立的。围绕对待“礼”和“刑”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晋大地，轻礼义，重刑法，从中华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著者李悝，到“礼法并重、邢德并举”的荀况，再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并且提出权力制约理论的韩非。

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法、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