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主

超新星纪元之新世纪

超新星纪元前一年12月25日。梵蒂冈

深夜，圣彼得大教堂，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阳台上握着薄薄的演讲稿，结结巴巴地念着上面的拉丁文。他头戴一顶白色的无檐帽，穿着一件长至脚踝的白色长袍，胸前挂着一个银色的十字架，大大的开口披肩遮掩住他瘦削的身形。旁边站着的一个老人也是类似的装束，手上拿着一根镶嵌有十字架的法杖。更远处，几个身穿华丽的红色法衣的老人凝视着这两人。

这个小男孩是新教皇乌尔班，今天是他的加冕日。他一边念稿子一边偷瞧着广场上稀稀落落的人群，几天前，他曾经为了熟悉加冕流程而观看过几十年前老教皇加冕时的录像，那时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广场上高举着火炬，随着老教皇的演讲，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然后是盛大的游行。而现在广场上稀稀落落的人群只是对他报以沉默，他不禁感到害怕和自我怀疑，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讲得不够好听所以没有人来参加他的加冕仪式。更让他害怕的是那几个身穿红色法衣的老人中的一个，他投来的目光让他觉得莫名其妙得不舒服。

旁边的老教皇看出了乌尔班的恐惧，他在一旁默默地站着，只有当乌尔班遇到他实在不会念的单词时他才会小声地提示读法。他很清楚为什么今天的人群会如此冷清，他不禁慢慢地回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他了解自己的会众，大部分会众会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会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做一些哲学上的思考，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注定会死，随后陷入对死亡的恐惧中，但是很快他们就会恢复漫不经心的态度，日复一日地挥霍着短暂的一生。可是死亡会像一只老练的猎犬一样一直跟着每一个人，你回头张望，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你竭力奔跑，去另外一个国家或星球，但始终摆脱不了它的追踪，当你年老或发生事故时，它会突然跳出来给你致命一击。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超新星爆发一个月后，各大医学界的研究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所有人都经受了超剂量的辐射，十三岁以上的人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几十亿人同时领到了自己的临终判决书，这时人们才感觉到生命甘泉的可贵，每一个白天，他们像在沙漠中口渴的人一样拼命地挤出羊皮袋中最后一滴清水，将每一分钟的每一秒掰开成一个小时去过，在晚上，他们在日历表上撕下一页，哀叹自己的生命又少了一天，在恐惧和焦躁中在床上辗转反侧，日复一日做着死亡和墓碑的梦。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教堂，向神祈求，希望奇迹会发生。就像死刑犯人在行刑之前的几天寄希望于特赦，错判或者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这次他们热忱的祈祷再也无法得到回应了。他们身体中的23对双螺旋结构DNA被打散，再也难以复制。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大部分人选择离开教堂，待在家里，为年幼的孩子准备物资，交代生存事项。只有小部分最坚贞的信徒来到广场，参加这不属于他们世界的加冕仪式。”

世界的转变是多么得快啊！当我这个历史学家今天翻阅超新星纪元前的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想到，世上没有任何信息的速度能超过光，也许几年前离我们几光年的另外一颗超新星已经发生了爆炸，它带来的能够瞬间杀死我们所有人的致命辐射正向我们扑来，就在你看到这行字时，这致死的高能光线已经越过了月球，即将在一秒后到达地球，如果世界上全部的人的生命都只剩下一秒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时，我们会想着什么呢？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一切争执和仇恨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剩下的一秒会让我们学会热爱生活。

在加冕仪式匆忙地结束后，老教皇带着乌尔班来到了广场旁边一间简陋的小屋子，要他一个人在里面祈祷，据他们说，人在独处的时候最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老教皇离开后，他举头张望四周，发现这里是他最熟悉不过的房间。他在梵蒂冈生活了很久，曾经无数次在白天，和拥挤的人群一起仰望这里的《基督传》和《创世纪》相关的壁画，在观看这些伟大的艺术品时，他感觉这些画作仿佛在上空旋转，使他产生一种幸福的眩晕感。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时，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于是他溜出西斯廷礼拜堂。跑进圣彼得广场，发现署名室里还亮着灯，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壁画的房间外，他听见老教皇在和刚才参加他加冕仪式的那几个红衣主教聊天，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就像几个医生在癌症晚期患者的门外低声探讨这个摇摇欲坠的教派还有多少天可以活，而他这个小教皇正是这个病人的送终人。

“我们就这样匆忙地指认这个孩子做新的教皇会不会太仓促？毕竟不久之前，我前段时间让他背《德训篇》的第一章，可是他一个字也背不出来。我知道另一个圣保罗的孩子，能够把《创世纪》背得滚瓜烂熟。也许我们应该选择他？”

“那个圣保罗的孩子我认识，他只是记忆力足够好而已，每次他像复读机一样麻利地背出那些片段后会得意洋洋地望着我们，我就知道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真心信主，而只是出于夸耀自己的记忆力。但是这个孩子的过往是我们都知道的，十年前，我在拉迪斯波利城的孤儿院前发现了这个被遗弃的婴儿，我上前询问，得知他是当地一户贫苦人家的孩子，他的亲生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他也没有其他家属，警察只能将他送到孤儿院，当时他哭得很厉害，我动了怜悯之心，将他带回梵蒂冈，抚养他长大。我们不能像那些大国一样，用国家游戏来选拔最优秀的领导人，这种游戏选出来的领导人的内心是冷酷无情的，为了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会选择牺牲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但是教皇不能这样，他必须选择仁慈，这个孩子我们是了解的，在他长大一点之后就表现出了仁慈之心，他会为穷苦的人遭遇的悲惨处境流泪，当其他孩子难过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送出他最喜爱的玩具。有一次我带他重游那个孤儿院，回来后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徒像下沉思，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他想到现在他能享受到我们的关心，而孤儿院里的孩子们却依然被管理人员不冷不热地对待着，他们只是把照顾孩子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不是真心为孩子考虑，这种敷衍的态度让他感到非常难过。“

“我只是担心他的能力不足以驾驭这个职位，之前的教皇是经过主教，红衣主教这样一路选拔上来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各地的红衣主教都长大以后，等他们有足够的社会经历和判断力，然后再由他们推选出一位有能力的教皇？”

“来不及了，别说教皇，我们的神职人员都是到了一定年龄才能担任，而且高级的神职人员都被要求保持独身，没有孩子继承他们的使命。超新星爆发后，13岁以上的人都要死去，天主教的领导层会像沙漠中的雨水一样被抹去。根据我的了解，像比利时，卢森堡，斯洛伐克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连做神父的孩子都选不出多少个，更别说红衣主教了。如果我们不选出教皇来带领信众，那里的民众迟早会背弃上帝的。”

我这些日子在临终关怀病床里，照料那些因为超新星的辐射病引起的并发症而被宣布寿命只有两三天的病人，里面有老人，也有年轻人。老人的神态还算安详一些，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没有超新星爆发，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他们的感官衰退，对悲伤和快乐的感受力都大大减弱，他们饱受摧残的身体也让他们没法思考那么多。而年轻人的状态就很不一样，他们的身体依然年轻，对生活中的爱恨情仇依旧敏感，他们脸上的表情仿佛写着：我怎么就这样死了呢？我正在享受着的美好生活怎么就这样突然没了呢？还有我对未来的规划，怎么都在一瞬间成为泡影了呢？我只能为他们默默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安宁。”

乌尔班全神贯注地倾听，没有注意到胸前挂着的十字架碰到墙上发出了声响。他心里一惊，转头跑回了西斯廷礼拜堂。过了一阵子，老教皇推开门进来，他跪在地上，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闭着眼睛祈祷。

但是这一切都瞒不过老教皇的眼睛，他从刚才跑动的脚步声中就能辨别出乌尔班。他在乌尔班的对面坐下来，温和地说：“埃斯波西托（这是乌尔班在成为教皇前的名字），不要害怕，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告诉我吧”。

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教皇的眼睛却如孩童一般纯洁。我们只要从一个人的眼神中就能够判断出一个人的心术，婴儿的眼神是最单纯的，之后会随着经历不幸和无奈的事情而变得或沧桑或凶残或愤世嫉俗，时光在老教皇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是他的眼睛还是像他小时候一样单纯。他看着教皇的那双眼睛，知道老教皇从来不会因为他淘气犯错而大发雷霆或惩罚他，于是，他向教皇坦白了刚才偷听了他们的谈话。然后，他急切地问道：“你们，你们是都要死了么？也就是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么？”他说着不禁哭了起来，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可以将自己的感情溢于言表，不像成年人必须把悲哀藏在心中：“你们就这样突然走了，狠心抛下我们，把我们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以后我们该怎么办！你说过作为教皇，我还要照顾全世界几亿小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哭了许久，老教皇抚摸着他的头安抚他的情绪，老教皇明白，他们即将面临人类间最大的分别，没有人能够在此刻保持镇定，但是作为新一任教皇，他必须教会他怎么变得坚强。要将他毕生的经验和学识传授给乌尔班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并不懂得晦涩的理论。所以他只能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乌尔班明白道理。于是他说：“乌尔班，如果让我在你这个年纪，突然被选作教皇，我也是难以接受的，至少在我十五岁之前是如此，但是十五岁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这件事让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和我出来吧，我给你讲讲我自己的故事。”乌尔班停止哭泣，和教皇一起走出西斯廷教堂，在圣彼得广场漫步，听教皇讲他的故事。

教皇开始了回忆：“当我年轻时，我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大学，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不仅平时无话不谈，而且有共同的志趣，但在我十五岁那年，这位朋友突发疾病离我而去，我目送着他被埋葬进公墓，为他悲恸哀哭。那一天下午，我一直都待在那片公墓里，沉浸在对他回忆的痛苦中，几个小时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再继续了。我将墓碑下放的花束摆整齐，然后站起来看其他的墓碑，大部分的墓碑都只有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结束时间有的是在三十年前，有的是在五十年前，有的是在七十年前，那些年代比较久远的墓碑在公墓比较偏远的地方，没有人修缮，长满了杂草，刻在碑面上的字已经被从拉普拉塔河刮来的潮湿空气腐蚀得难以辨认。三十年前，应该是我太爷爷死的时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太爷爷，他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的长辈也从未向我提起到他，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对太爷爷的印象是如此模糊，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否也会在主日学校里上着历史课，讲述圣马丁是如何抗击西班牙殖民军和乌尔基萨将军是如何成立阿根廷联邦共和国？这些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干巴巴的一句话对他们肯定更加亲切，因为他们的爷爷辈可能曾经亲历过这些事件，会在某个冬日在火炉旁告诉他们当时亲眼的见闻。他是否也曾努力追求女孩，或者只是被他的父母安排娶了一个他不爱的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是银矿工人，铁路工人还是政府官员？是否有人会仇视攻击他，他又受过哪些不公正的待遇？他是如何将我爷爷抚养大，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的？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了，我竟然对这个血缘上离我如此之近的人一无所知！

我现在十五岁，当我长大后会结婚，然后有孩子，过了几十年后有了孩子的孩子，然后是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当我死去时，我的孙子可能还有一些关于我的记忆，但是我的重孙子是否会对我完全没有印象，正如我不记得我的太爷爷的任何事情甚至从未想过我有一个早已离世的太爷爷？当我死时，他们也许会为我哀哭，就像我现在会为我的朋友哀哭，但是当最后一个曾经为我哀哭的人也最终离世，我唯一存在过的痕迹，难道只有墓碑上的这一行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也许唯一幸存下来的只有我的基因，我深邃的蓝眼睛，高鼻梁，高额头可能会出现在我后代的某个人的脸上，但是这些长相特征也会随着时间，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在和其他基因的杂交和突变中冲淡，无法再分辨是遗传自我的还是遗传自其他人。我也很难保证某一代会不争气没有后代，让这些基因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如果我非常努力，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成为了一个能在历史上留名的人呢？那些名噪一时的大财主和大官人在死后再过50,60年就很少有人会提起。各个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中，那些在一个分支默默耕耘，没有天赋只靠努力获得一些微小成就的人，随着科学的进步，新老技术的更迭和更丰富的艺术形态的兴起，也许再过200,300年，他们的论文或艺术作品就会被埋在历史的灰尘中无人问津了。那些王朝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可能被记得更久，但是人类的文字历史也就五千多年，如果把时间尺度再次扩大，再过十几万年或者一百万年，会兴起无数新的王朝和更伟大的统治者，历史学家会忙于记录新王朝君主的名字，那些旧王朝君主的丰功伟绩终会被人遗忘，就像现在如果不是历史专业你很难知道玛雅王朝第十代国王或者桑海帝国第三任统治者的名字。在这一份冗长的名单被过滤后，也许只有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或者荷马和歌德这样的大诗人能够留下名字。可是，科学家只是发现了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原本就在那里，诗人们的眼睛能够扫过几百万年，然后用伤感的语调写道：“那时一切都已经湮没，只有我的小诗不朽。”可惜，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文人们会相互引用彼此的想法，以至于无人能够辨识谁才是这首诗的初创者。

不要以为这些事情还很漫长，当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的青年时代仿佛就在昨天。这七十多年的时间在一瞬间就飞逝而过。现在朋友葬礼那天发生的场景仿佛还是在昨天。在葬礼那天之后，我独自沉思了几天，四处寻找答案，最后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他举起了手中握着的那本圣经。我最终的答案是宗教，我们有一位主，他是时间的开始和尽头，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在那天，我埋葬了我的朋友，未来也会有很多人埋葬其他的人，但是到了最后的最后，当世界上最后一个为死者哭泣和埋葬的人都消失不见，宇宙终结时，我们都要见到他”。

教皇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他刻意将话说得很慢，这样让乌尔班能够听明白他说的话。乌尔班前面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当教皇举起那本书时，他又泄气了：“当了教皇以后是不是要去布道？你知道，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前段时间你们让我背《格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可是我只能背出其中的两节，其他也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教皇微笑着说：“这并不要紧，你知道，写这本书的保禄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很深，所以写的东西对你来说晦涩难懂，你可以长大以后再看。现在，你需要把这四本福音书读熟，”他翻开书："'你们若不变成同小孩一样，你们决不能进天国'。现在你是小孩子，你的信众也是小孩子。你不用对他们讲很高深的理论，只要好好思考你是怎么长大的，然后做到爱人如己就可以了。"

他们继续在圣彼得广场上漫步，在一片草地上，乌尔班停下了脚步，他趴下来好奇地看着草地上的一朵野生的三色堇，这朵花的纹理斑斓，像一只蝴蝶停在草尖上，此时早已过了花期，草地上的小草枯黄瘦弱，但这朵小花依然在12月的意大利怒放着，教皇笑着说：“撒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我现在愈发有信心了，就像这花一样，虽然超新星的爆发给人类造成重创，但是你们新的一代必将顽强地活下去，创造出更美丽的篇章！“

就在这时，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老教皇和小教皇一起凝视着这颗星坠落，这些突然出现的星星总被当成是改朝换代的征兆。不知这一颗是如橄榄山上基督的血汗一般，暗示着老教皇时代的落幕，还是如白冷之星出于东方，预示着小教皇乌尔班的复兴。

他们又回到了西斯廷礼拜堂，教皇在旁边坐着，看着乌尔班翻着福音书，一个红衣老人敲了敲门，探头进来对老教皇说：“车来了”。

教皇站起身，看见乌尔班惊恐的眼神，笑了笑说，继续看书吧，刚才看到哪了？能背下来么？

这次乌尔班背了出来：“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那时，你们的心里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

“是的，那么，再见了。”教皇起身走了出去。乌尔班竭力假装镇定，眼泪汪汪地问道：“这是永别吗？”。

“不，只是短暂分离。”

乌尔班推开门追了出去，看见老教皇沿着多层的旋转楼梯走下去，他走得很慢但是很坚决，乌尔班趴在栏杆上看着老教皇的身影慢慢变小，就像超新星爆发后的这几个月，孩子们看见大人们离他们越来越远却又无能为力。在最后将要消失时，他抬起头向乌尔班打了一声招呼，他的表情很轻松，好像只是母亲辅导孩子功课太晚，当孩子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时，母亲进来向他道了一声晚安，明天早上，孩子就会被母亲轻声唤醒，忙碌地吃过早餐后准备新一天的功课。但这是乌尔班最后一次亲眼见到老教皇。几天后，乌尔班听着教皇在终聚地里替所有的大人做最后一次祷告。又过了几天，等公元钟上的叶子全部变黑，代表大人们全部告别人世后，他正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教皇。

根据他身边的红衣主教和侍卫的记载，在之后的几天内，乌尔班反复地阅读四本福音书，一个人深夜在西斯廷礼拜堂祈祷。他穿着麻布的衣服，只吃干面包，竭力远离任何形式的世俗享乐。不知是否是获得了神的启示，在几天之后，他走出梵蒂冈传道，不久之后，他发起的运动使得整个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超新星纪初，一个孩子的记录：

我出生在意大利南部撒丁岛的一个名叫阿尔盖罗的小镇，我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住这个小镇上。在这座加泰罗尼亚风格的小镇里，每天下午，我都会和我的小伙伴鲁索快乐地在小镇中奔跑，探索小镇里每一处我们没去过的房屋，随处可见八九十岁的老人悠闲地坐在门口晒太阳，当我们接近时，他们会站起来朝我们挥手微笑，或者把我们带进屋子里品尝甜点。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父母告诉我，等我长大以后，我可以去撒丁岛最大的城市卡利亚里上中学，再大一点我可以去亚平宁半岛上大学，那里有更大更精彩的世界。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长大。在超新星爆发之后，我仿佛掉入了一个噩梦，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跑遍大街小巷，但是出现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越来越少，那些熟悉的房屋门口都被挂上了封条，每天都有几个面容严肃的成年大汉走进不同人家的门口，过了好一会后，他们就用担架把一个大黑袋子送出去。最后，我的父母也和这几个成年大汉坐上了同一辆班车，告诉我他们再也不会回来。

在我的爸爸妈妈刚离开的那几天，我每天都看着公元钟，这是一片巨大的绿色屏幕，每一个像素都代表一个大人的终聚地，如果像素变黑代表这个终聚地的人已经全部失去生命。在几天后，我记得，那时正是傍晚。最后一个像素突然变黑，我木然地坐在电视前，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我内心的恐惧也越来越大，我只敢待在灯光明亮的客厅，在黑暗的卧室里仿佛潜伏着可怕的猛兽，蹲在不知名的角落里随时会袭击我，。

可是突然，小镇断电了，周围一片漆黑，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仿佛这哭声能将大人吸引到我的身旁，帮我克服黑暗的恐惧。在我哭时，我听见附近也传来哭声，我们的小镇人本身就不多，作为养老圣地，小孩更是少得可怜，空中飘荡着仅存的十几个孩子无助的哭声，海浪凶残地拍击着撒丁岛的礁石，海风呜呜地刮着，像孤魂野鬼的哀嚎，与远处传来的松鸦和猞猁的叫声混杂在一起，在黑漆漆的夜里形成了一副可怖的景象。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我就去找我玩得最好的小伙伴鲁索，没想到他就在家门口等着我，我们互相对视，没有说话，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走了十几分钟，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她没有说话，只是跟着我们，我们很默契地和她走成一排，没过多久我们又碰到两个孩子，他们也没有说话，也默契地和我们走到一起，就这样，到了中午，我们将镇上幸存的十几个孩子找得差不多了。其中的一个孩子看上去要成熟一些，他叫亚美利哥，据说他父亲是一个探险家，他告诉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镇里现在断电，无法与外界联系，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缺乏食物，所以我们必须去撒丁岛最大的城市卡利亚里寻找出路。他要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家原先和现在的情况。轮到我时，我张开口，却发现虽然我的喉咙能发声，但是我的舌头没法吐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又试了下，还是不行，他只能跳过惊慌失措的我，让下一个孩子发言，轮到其他人时，我才发现有几个孩子也是努力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长大了我才知道，这是因为那一夜我们惊吓过度，很多孩子患上了失语症。

在去卡利亚里的路上，我们迷了几次路，路过了不少小镇，有些小镇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在无人看管的超市里收集到足够补给后，就去找这个镇里最中心的房子休息。我原来在家的时候总是抱怨自己的房间太挤，但现在，我们十几个孩子开着灯，在找到的房间里紧紧地挨在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在我们走到阿尔布斯镇时，我们遇到了另外一群孩子，亚美利哥与他们攀谈，得知他们来自附近的萨萨里镇和帕塔达镇，都是要去卡利亚里的，于是我们结伴而行。

从小城市集体迁徙到大城市，从人口少的地方迁移到人口多的地方，这是超新星爆发之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普遍状况，孩子们因为恐惧孤独的缘故，从各个小城市徒步或骑行或坐车迁移到了附近的大城市，他们走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普利佩特沼泽，在路途中遭遇了不少风险。在超新星纪元开始后的五年内，欧亚大陆大部分乡村和小镇被荒废，当新一代人成长起来后，恢复勇气的他们重新踏入小镇故乡，发现那里长满了杂草，墙壁上爬满了蔓藤，野生动物穿梭其间，故居大多倒塌或成为危房，将他们的童年回忆彻底封存。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卡利亚里，很快一个穿着阿玛尼衬衫，衣冠楚楚的男孩找到我们，自我介绍说是卡利亚里的市长，他会给我们安排住所。亚美利哥问他大人走后有没有和政府联系，国家怎么没有救援组织来救这里。他苦笑了下告诉我们：“意大利各地现在都是一团糟，政府现在正忙着恢复北边人口密集的伦巴第地区的水电供应和农业生产，马蒂诺总统心里只有米兰，帕尔马和佛罗伦萨，至于孤悬海外的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他置若罔闻，我给他发的邮件从来得不到答复。我也从来没期望得到答复，这些北方佬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超新星纪元前他们就是如此。不过西西里岛倒是有孩子给我发了信息，他说黑手党的孩子在西西里各处发放食物，那里的孩子结成了稳固的社团，抚养刚出生不久的小娃娃。他邀请我们也加入黑手党，只要加入，西西里就会派船送粮食和淡水过来。不过我没有答应，但如果物资真的缺乏到一定程度，我会这样做的。”

和市长闲聊后，我们被他的手下安排到了住所，我们抵达时正是晚上，我们发现城市里大部分地方都是黑漆漆的。灯光都集中在市中心的一小块地区，这些聚居地的中央是一座中世纪教堂，来的人告诉我们，住所的位置是精心设计的，所有的住所都能看到教堂，如果我们感到恐惧，就爬起来看一看教堂里的灯光，就能安心睡觉了。他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躺下时，我们看到教堂的灯光映照到墙角，加上知道旁边有很多人，我们终于度过了一个月以来第一个可以关灯的夜晚。

第二天晚上，我们看见周围居住的孩子都往教堂走去，我们也好奇地走了进去。里面挤满了孩子，我们同一个镇出来的十几个孩子找了张椅子坐下来。台上有一群孩子穿着洁白的衣服，唱着格里高利圣咏，脸上的表情平静安恬，我对这歌声没有什么反应，虽然经过了一夜的休息，我还是觉得疲倦，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我看看我们镇其它的孩子，他们的脸上也透露出疲惫和麻木，在这一个月内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每天我们不停地赶路，走到精疲力尽，这样晚上就可以睡得稍微沉一些，不用再去想一个月前发生了什么。然而，我们真的忘记了么？我看着鲁索，他还是紧紧抱着那个卡利麦罗玩偶，我知道，这是他妈妈在他十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礼物。在来卡利亚里前，亚美利哥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让我们除了食物和水，不要带多余的物品，但他坚持背着这个玩偶走了一个月。每天晚上他总是抱着玩偶入睡，好像能从中感受到妈妈的温暖似的。

台上孩子的歌唱完了。一个瘦弱，穿着白色袍子的男孩走上讲台，他用充满感情的语调说道：“孩子们，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我们失去了爸爸妈妈，我也体验了这种痛苦，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从这种打击中恢复了。但是你们知道吗，爸爸妈妈们其实并未离开，我们在天上的父将他们接到了天国，他们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等我们在人间做出伟大的事情，最终回到天上后，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把世界建设得多么好......“

在演讲结束后，他和我们这些新来的人进行了一对一交谈。在和我交谈的时候，我的表情仍然是麻木的，失语症也让我吐不出一句话，这麻木已经变成了我的防护罩。虽然他说话的语气很诚恳，但是我并没有被他打动，我何尝不知道自己难过的根源？我早就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和其他我可以依赖的长辈，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之前我天天盼望着长大，但这就是长大的代价么？让我意识到，人所拥有的一切他所珍视的关系和温情脉脉的陪伴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剥夺？爸爸妈妈带给我的温暖越多，我回忆起来就越痛苦。我已经对这个世界心灰意冷，它用冷酷的命运戏弄我后，还想再用虚伪的谎言来欺骗我，我将对它报以冷漠。

他看见我冷漠的样子，并没有生气，向亚美利哥询问了我的情况以后，他半跪下来，为我的失语症祈祷。他的动作神情和语气中有一种特别细微的东西抓住了我的心，我当时的感觉是，他是完全真诚地想让我内心受到的伤害和生理上的疾病痊愈，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因为触碰到我的旧伤口而让我感到难过，这种关心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我对他只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这一个月的旅程中我变成了一只受惊的野兽，面对陌生人惊恐地亮出獠牙以防受到伤害，而他卸去了心中的铠甲，热情地面对每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正用利剑指着他。

在深夜，我睡不着，发现教堂的灯光还是亮着，我一个人走进去，看见晚上为我祷告的孩子趴在桌子上半睡半醒，看见我走进来，他介绍自己是教堂的执事，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我拿过纸和笔，写下我的问题，问他为什么不把灯关了。他笑了笑说：“我这里二十四小时都会开着灯，是为了让你们都能看得见。这样你们知道我们一直都在，就能睡得安稳。“我和他坐下闲聊，得知他们有三个人，来自罗马，是受到教皇乌尔班的指引来这里传教的，过了几个小时后，另一个执事来值班，他在临别前向我大声喊道：“我会一直为你祷告的！“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三个孩子的关怀下，过了几天以后，我发现我慢慢能开口讲一些短句子了，又过了一个月，我的失语症恢复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奇迹。虽然，这三个孩子连一句圣经的话语都不会引用。在几年后，我离开撒丁岛，到了法国科西嘉岛，也成为了一名执事，做着和这三个孩子相同的事情。

就这样，孩子们的住所围绕着教堂的灯光向外扩大，他们就像在地中海上将要冻死的船员们，挤在撒丁岛这一叶孤舟中，围着这微弱燃烧的营火取暖，度过了超新星纪元初期最艰难的一段岁月。相比中国孩子用大量子提供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每个孩子对话，快速地恢复了国家秩序。欧洲国家在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混乱后，在天主教的关怀下缓慢地恢复了。

这就是天主教如何在孩子们中间传播的。乌尔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对圣经记得不甚熟练。但作为一个从小父母双亡的孩子，小教皇非常清楚失去父母是什么感觉，也很清楚是什么支撑着他让他能够健康长大，那就是无条件的爱。在超新星纪元开始后，他迅速在圣彼得教堂里集合了一批最坚强的孩子，不久之后他们向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出发，其中的三个来到了撒丁岛的卡利亚里，于是就有了上面那个来自阿尔盖罗的孩子的记录。没有任何伟大的事业是只靠一个人就可以做成的，在创始人身后会有无数的继承者，耶稣之后有保禄和十二门徒，穆罕默德死后有四大哈里发。对传教起到最大作用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教皇，而是每一个普通社区里的执事和神父，因为他们直接面对信众，了解每一个信众的喜怒哀乐和内心的不同需求，让信众感受到了爱，治愈了他们的心理创伤，不管他们信仰的上帝是不是真的，至少他们获得了安慰。就像在近两千年前，基督教是在穷人，奴隶和流浪者中传播的，被称为穷人的宗教。虽然有观点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它用今生受到的压迫换取虚假的来生的幸福，但是对于两千年前处于贫穷和困苦中的人，他们不可能推翻强大的罗马帝国，对于不幸的残疾者或失去父母的人，他们的心理痛苦无法被任何空洞的说辞缓解，宗教是它们唯一的安慰。如果把这点安慰也剥夺了，那未免也太残酷了。

。乔加那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确实是，不过前几天工程停了，因为.......”他眼神游离，迟疑不安地说：“婚礼被推迟了。”

华华吃了一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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