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编辑部想着是时候再次激发青年们的爱/国热情，于是在十一月初冬的下午，编辑部的人找到我，要求我以亲历者的身份，在晚报上登篇短文。
我自然准备拒绝，可笑，我不是伟大事业的参与者，未作出大贡献，最后甚至是背叛者，或是你们口中的走狗、叛徒、间谍。我不愿再回忆那些背着光的岁月。
在我为短文而绞尽脑汁时，他们又给我些建议，写写参加所谓“背叛”的初衷，狱中的改造、我最终选择将故人往事公布于世，并在最终交上短篇小说。
No.1
自编辑部出来，眼尖的记者话筒就凑上来，他们问着，刻薄问着：
“叶先生，众所周知，您的过去……您最终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
“实属意外。”我回答。
确实意外。最初不过是狱中的“忏悔”或疯言疯语，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伴随着知情者的死亡全部消失掉了，时间一长寄出去的文稿成了一本书。那些在延安或在重庆的记忆时刻困扰我，我或许该选择死在一开始，至少不是独自活着……在记忆刚回到山城时，他们又发问：
“您在……”记者似乎顿了顿，斟酌用词后接着说：“那事之后，您没试着找过那位梅花小姐吗？”
“她总有办法不见我。”我苦笑。
“那是否可以理解成您的一厢情愿呢？”
“可以。”我淡淡答到。
我说过爱她，她未说过爱我。
她说，那位是宸昭，我的爱人。
梅花(我更习惯这么叫她)，我的爱、恨、欲、痴。
No.2
和他们预料的一样，文章刚出版就引起关注，首页明显的地方是爱/国作家秋月白，或者叫江子逾、江女士的长篇连载小说。我，不受欢迎的末流小作家、罪人或是其他你们能想到的称呼，文章却一反常态排上了人/民日报首页头版，“蒋/匪双面间谍自述——三十年前不为人知的往事”当然编辑部的标题起了不少作用。
“您文中的梅花和苍兰是否都代指林逾静女士并以她为原型？”
“您为何更喜欢梅花这个称呼？”
“梅花小姐对您来说相当于什么？”
“您对宸昭的看法是？”
记者似乎抓住机会，提问声便像潮水一般涌来。我在原地站住，没有回答任何字眼。
我如今在山城已居住了十八个年头，其中除去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我唯一的去处也就解放碑附近了。是的，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一个罪人，亦或是后来潜伏敌营的“英雄”。
斜对面不超百米有家花店，每次去我都带走一束白菊，小苍兰有时买有时不买。最初几年贫困到甚至捡瓶子卖废品时也如此。别人说我有点疯疯癫癫的，但只有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初冬那天店里来了北边的梅花，我一打听是南京来的。
那么就此打住。我和梅花小姐那些旧日故事从南京城讲起。
小说或现实，全凭各位读者自行理解。
那么，请欣赏我，一个活了64年罪人，苍白无力的爱情疯子的的疯言疯语罢。
No.2
我是1919年春天出生在南京城的，家里是富商，从小几乎是锦衣玉食。宅子隔壁住着林家(亦是江浙一带富商)，在二一年冬天的时候，林家二小姐出生，我们年龄相仿，家长们出于经济合作等目的也喜把我们放在一处。
二小姐名“逾静”，是的，读者们，如你们所想，是那个牺牲在山城，做地/下/党的林逾静；也是文中的梅花或苍兰。我一贯和她关系好，我一贯喊她逾静，她叫我雨声。
我和幼年的梅花在私塾一处上了学，先生还是旧式颇古板的，课堂内容自然无甚趣味。我在第二个新年之后一直坐她同桌，她那时不大用功，兴许是夜上与一群小孩子玩累了，常常就在这位先生讲课时托住脸睡着了。我总不忍心叫醒她。她闲眼时，卷曲的睫毛像翘起的蝴蝶羽翼，十分可爱。我有时看呆。她爱往书上画小人，笑着的，看书的、写字的……有时她指着说是我，我便一笑而过。
幼时的梅花笑起来极好看的，并不是文静式的那一种，眼眸含水朦朦胧胧，我总下不了狠心拒绝。记得那时总帮她写先生罚抄下来的古文。架起毛笔，眼前是含笑的她，这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No.4
十五岁，我随家里人上北平做生意，于是学业也迁去那边的新学了。在旧的书桌中我留下一本旧书，我记忆中是《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一页，夹着给她姑且算回应的纸条：“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难为她记得我总穿青衣。
当然我带走她当时画满小人的那本，我记得也是《诗经》。她当时递过来的小纸条歪歪扭扭写着“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我记得当时极耐心将纸条展平夹进书里。后来全部夹进了这本旧《诗经》。这本旧书如今还在，下雪的日子里我常翻着看。
读者们，讲到这里，大抵这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已画上句号。我所记述的，就是这个苍白得甚至是偷来的爱情故事，属于我。我们从此分别四年，那时她给我寄信，落款是“梅花。”
直到南京沦陷，直到二十七年（编辑注：该处为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一月份时，她从沦陷后的南京寄信给我，无比庆幸我保存了当年北平工作的旧址，在旧址停用（工作方面）三个月时，我收到南京金陵女大的来信。读者！你们能想象到我当时多么激动，我的手几乎发抖着几度撕坏信封。她说过一阵子要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延安来，我当即写信说在西安火车站接她。思考良久，我又寄一件新外套和几百元给她，嘱咐她照顾好自己之类云云。
在西安火车站我们久别重逢。梅花的相貌变了不少，和记忆中小孩子的脸一比竟有几分陌生了。一路颠簸起了灰尘，却怎么也遮不住她脸上苍白色；眼睛肿着像小核桃，大概不久前才哭过；连嘴唇都是无血色，干枯起皮的；她的头发略长些，轻轻巧巧扎起了小辫；身上的衣服还是旧的，学生时代的装来，外套虽是新的，一路蒙受灰尘，几乎看不出颜色。她歉意地看着我，我一笑表示不在意，并把红围巾取下给她戴着。安顿他们住进当地小旅馆。
我告诉她要把他们安顿进各大学，大抵是听了店主之类底层人民的描述，她仰头，眼睛总算是光亮的，朦朦胧胧是十七载江南烟雨浸润出的，好看得不像话，我几乎溺死在这如水眼眸中。
她问我：“学艺术救得了国么？”我没敢再看她眼睛，只是背过身，说：“总不能让你们上战场啊。”她没说话，眼框红了。
我伸手拍她的肩，平日里讲贯了的理念再没说出口，我鼻头一酸，没哭。只是话到嘴边又哽咽了：“相信党的安排。”我说，一边“不经意”抹掉小姑娘眼角几滴泪珠。
十八岁，正是热情如火的年纪，我专程从北平回到延安，参加梅花的成年礼。那时她在艺术学院待了一年多，便要服从安排，告别延安到南方去。那天同样是送别宴，考虑到她毕竟出生到现在十八年都生活在城市，于是分配她到了广东临海的一个小县城。几天后启程。
那天我记忆中有个晚会，她参演了一个外国的话剧。具体是哪部我记不太清，我只记得她穿着裙摆很大的洋裙，手中捧了玫瑰花，笑着在加快的鼓点中越转越快。谢幕后她拿其中一枝抛向我，我顺手接住。
送她上火车时，想到我的小梅花如今能独挡一面了，我担心，话到了嘴边又成了：“万事小心，一切安好。”
“万事小心，一切安好。”她定定看着我，说。
No.5
十岁的梅花说，等我长大；
十五岁的梅花写着，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十七岁的梅花说，雨声，好久不见；
十九岁，梅花变成苍兰，她说，这位是宸昭。
这位是宸昭，她说。二十八年冬天时我南下去看她。广州临海小县城即使在十二月海风依旧带了些暖意，我敲开临街公寓二楼的房门，门开了，开门的男人大约三十几岁，一身白色党派的军装，看样子官职不低。梅花走过来时，我明显感到他身高高出一大截。“逾静，这是？”那男人开口问她。“这是叶雨声，就是，我总和你说的……”
“幸会。”他伸出手，礼数周到挑不出差错。我勉强握住，谈话中我知道他名字是“宸昭”，至于党内何等职务他一概没透露。我后来问梅花，无解。
我的小梅花！她谈起宸昭时眼中有光亮。一年临海小镇的暖风吹得她脸色红润些许，眉眼也略长开了些。见我盯了梅花许久，那位宸昭先生表情明显不悦。但他随后放下筷子，上厨房洗碗去了。
我当时千言万语卡在嘴边又咽下去，我想问，他是你的什么人。但我什么也没说。
等宸先生出来点蜡烛时，我站起来捂起小姑娘的眼，盈盈秋水中倒映着火光，被我遮在手心。我说：“梅花，十九岁快乐。”
“十九岁快乐。”为什么等你长大，身边又站了其他人呢？
No.6
后来我知道，宸昭先生在梅花那儿充当着导师的角色，目的纯不纯粹我不知道。
我记得四四年冬天，（我每年南下庆祝她生日）再聚小楼。
那天梅花喝了酒，脸色绯红像天边的晚霞。关灯吹蜡烛时，我听见她说，等战争结束，她就嫁给宸昭。宸先生难得表态，他站起身，熟练拥她入怀，他笑着答应她。我此时手指攥着半截桌布，指尖惨白。
我终于不忍心再看下去，勉力笑着祝福。后来长达几个月我未曾再见过她的面。
次年六月的时候，我写信邀她来北边看看。她答应，宸昭先生那边给出的答复是忙于公务，不便赴约，但我在西安接她时，宸昭也在。
他说偶尔放松一下也不错，我说那就一起走走罢。
在西安城时是个晴天，我们登上古城楼，后来又登大雁塔。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场长安的辩论，宸先生说“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他说当年刚毕业登塔时豪情万丈，又反问我是否这样，我笑说都是青春的模样，谁没有过年少轻狂。
后来谈到西安事变，又谈到古代文学。宸先生是学识极渊博的，我发现他是新旧学派间固执的学者，据说他在这次游塔后回去写了诗，可惜后来那场大火几乎烧了所有他的笔迹，我们如今无法一睹了。
同时这些谈话，我发现他思想上对“反/(别屏！！！)！共”不是很感冒，但他又是固执的在通往红色的道路上将自己无情的堵死，他说现在就好，他不愿再前进半步。
第三天时我们到了杭州，季风气候带来过分的降水，不是古人诗中常见烟雨，真真切切一场大雨。
梅花撑着红色油纸伞，我撑起另一把淡青色的。刚开始我们在西子湖畔散步，宸昭便给我们讲西湖，讲“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景，又讲南宋时“错把杭州当汴州”的无奈，后来雨小了些，我们便上船。
撑船的船夫唱着杭州小调，我们一正宗的西湖龙井，氤氲茶香中，我看着梅花脸上淡的红晕，恍然觉得若是湖上真的有仙女，该是她这样的。
最后我们坐火车到上海，秋月白请我们到她家里。这里提一嘴，秋月白原名是江子瑜，江女士家在那时以及往前很多年在南京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她自小与我们相识，二二年秋天出生的，比梅花小一岁。
她是位复古的人物，即使她是四零年留洋回来的，在法兰西待了将近六年，也从未改变她中国本色。不得不说她是很漂亮的，一副江南美人弱柳扶风的好相貌，身材颇度，她那天穿了黑色高跟鞋，黑色棉质洋裙垂到脚腕处，披了浅青色长披风，头上簪环一步一响。
我们到她家后她给我们倒茶，女佣很早烤好西式点心，她又向我们道歉准备不充分。这时住在她心中幼稚小女孩的形象又显现出来了，她拉梅花去花园看她种的白色玫瑰花，又叫她在花园里荡秋千，在小池塘喂她已经养得圆鼓鼓、胖嘟嘟的金鱼。
临走时她剪了大捧玫瑰给梅花，送我的是她前一阵子新出版诗集，我记得是《晨熹集》,——这本后来与《诗经》等放在一处，我闲暇时常翻。
我送梅花上车时是仲夏，我挥手与她说再见，她笑说一定。后来她打开窗户向我喊：“等明年春天时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也笑说一定。
同年十月份，我又南下。宸昭先生是这次真真切切忙于公务，没有赴约，我便只与梅花一个同行。
在湘江边上，我们寻着伟人的步伐，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南下瑞金，我们在前年临时政府残迹前，她带束红牡丹放在东北角；回广州时我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前久久站立，亦献了菊花；最后一站依然去了秋月白女士家中，她近来搬至广州(江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几乎都修着一两幢别墅），宸昭在此列。
他说着别来无恙，相见言欢。但包括秋月白在内都知道这其中暗流涌动，我们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No.7
当春天来时，梅花，我的小姑娘已经在挑选婚纱。设计的样式皆出于秋月白之手，她当时执意要让梅花穿她亲手做的婚纱出嫁。
她在法兰西学服装设计近四年，功力可见一斑。梅花的身材不算高，在她的搭配下却一切恰到好处，她甚至亲手镶了银白色高跟鞋上的碎钻。
宸昭先生那边也开始筹备婚礼的一切。其实风声已不怎么好了。婚礼定在七月——他们七年前重逢在广州的日子。
我看过宸先生的策划书，婚礼应该会很隆重，说奢华不为过。当订制第一批水晶镶银的玫瑰花送到后，我看到梅花站在它们中间，眼睫抖动，一只小蝴蝶。她的眼中一瞬的茫然，我知道她并不喜欢。凌冬里傲雪凌霜的梅太干净，这些世俗浮华只会绊住她的脚。策划书上这种花用到了上千朵。我太了解她，但我没身份也没理由阻止。
自三月来梅花一直住在秋月白家中，与宸昭先生分居。原因是她反对让婚礼过度奢华而宸昭不许。他执意邀请的实客中，包括白色党内高官与来自美///国的“顾问”，后来又邀请过一位音译过来叫“伊丽莎”的美///国记者。
其实这时宸昭昭已经与我们背道而驰了，不过是梅花她不愿承认，我也不愿点破罢了。
四六年六月，中原一颗子弹将本是废纸的协定再次撕毁，战争从北方又打响。我无奈辞别梅花，上山东支援。而宸昭急调干里之外的北平——就在婚礼一周前。
那天梅花到火车站送我和他。她拥抱过宸昭，似乎哭了，她围着白色纱巾，像头纱般在脑后飘啊飘。宸吻别她，说：“等我回来，补一场婚礼。”她点头答应，眼框早就红了。
她同我告别时没有拥抱，她说万事小心、一切安好，我笑说一定，还要完完整整回来送我的小姑娘出嫁。我不过没说出来。
上车后和宸昭是临座，他问我，一定要背道而驰了吗？我笑笑摇头又点头，只能回答他不论如何都会同道殊途，他沉默了一阵，说：“好好活着。”我应下来后让他保重，后来彼此没多说话。临下车，他说：“你是对她来说重要的人，别找死。”我不可置否，什么也没说。
起身下车时不经意看到宸照的口型——“你永远也别想独善其身。”
No.8
十一月，中原战场，一颗子弹在北风中穿过我左眼，使我丧失了一半的视力，右肩也留下颗子弹。
战地医疗条件跟不上，加之我在前线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于是我被派到西南后方去，当时去了重庆，中央另派一位同志接替战地工作。
眼伤抵达耽搁了两个月，次年一月时，我南下重庆，参与了当时代号“曙光行动”的绝密行动。此时梅花也已在山城从事该工作四月有余。
那时我还常给梅花写信。直到我改名“叶雨臣”，“投身”白色党/派，众叛亲离，宸昭寄了信来，却是大骂我所谓“背叛”。而梅花再没给我写下过任何东西。通信那么绝望地中止了两年。
透明液体在酒杯中晃动，诺大宴会厅中奏着靡靡之音。我尽力躲着人群，到阳台吹冷风。这时伊丽莎走过来，我下意识拒绝了她的酒，她后来找别人去了。她本人有一头飘逸的金发，烈焰红唇，一种极至张扬异域的美丽，如毒蛇般攀在我心头。显然我拒绝她这个小插曲没让她放在心上，我得以在她与其它人寒嘘时逃出去。那天我为那宴会专换了黑西装，后来逃走时扔了外套，单穿一件白衬衫靠在栏杆上喝廉价的橘子汽水，我突然想起梅花爱喝这个，可惜她不在，我一个喝空两瓶橘子汽水，在黑的夜里像流浪者走过大街小巷。
后来我再次见她已经又过两年，那时在重庆。
她不愿再见我，被看守强拖出来时手指尖都泛着血色。他们对我笑得谄媚，我只是挥手让他们都出去。我拉她坐下，她却甩开我的手。她没有看我的眼睛，也没有说一句话。
我突然意识到，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墙壁了。
我给她倒了热水，她眼睛都没眨一下。后来她突然发力，一杯水一半洒在我身上，另一些在她腿上，翻卷着残破的布料润湿些许黑的污血，瓷片碎了一地。
我急忙翻医药箱找药，她一直垂着头，一言不发．她不配合我，也不愿接受我的药。她终于抬头，看向我眼睛，说：“叶雨声，你真让我恶心。”一字一顿，字字诛心。我久久没开口，我只是失神望着她的脸。
——前十七载江南水土浸润出的杏花微雨荡然无存，她整个眼睛黯淡无水色，满是红血丝，眼底有藏不住的乌青。瘦削了太多连同嘴唇都是苍白色，又被鲜血染成一片片深红。短发杂乱无章打着结，很鲜新的血液顺着发缝往下淌，触目惊心。我看着她现在死气沉沉的模样，心痛却什么都不能说。
我叫下属进来给她打了一针安眠类药物，或是失血过多，她头一偏似乎睡过去，我命令所有人离开。房间里暖气开得很足，她仍冷到发抖。
我蹲下尝试将反反复复被深色血液浸透的布料与伤口分隔开，很困难，有些已与伤口融为一体，强行分离会弄伤她，我不想她的伤更痛。
我尝试用热毛巾擦拭着她一半灰一半血染成的脸，白到可怖。脸上的伤口也是纵横交错，我望着她的脸几乎失神，不经碰到她的手。那是多么凉的一双手，我怕握疼她，隔着一层厚的布料也小心翼翼不敢用力。后来我的确发现了残忍的事实，一双手，所有关节几乎全部错位，有的地方还血肉模糊。哪怕是包扎，都无从下手。
我卑鄙的承认确实想她，甚至不惜为了纯粹看她对她下了药。可我看到她的一瞬间，所有龌龊想法都在那一瞬间变成了四个字——我好想她，想得要死。
想她在群众工作中热情洋溢，东奔西走却开怀大笑的模样，想她在延安大学里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模样；想她在广州的第一年海边暖风吹动她的发丝，甚至想她笑得幸福说要嫁给宸昭。而绝不是现在，整个人像是被打断了一身傲骨，悄然无声困死在这鬼地方。
我开始害怕，我怕她死掉，怕她行尸走肉地活着，怕我永远再见不到她，也怕我们的伟大事业败在我手里。
“把她送回去。”我强装镇定随口叫了人，吐出几个烟圈。
No.9
后来她以死相逼不见我。
已经是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份了。大势已去成为定局，白色党/派内部近来忙乱的很。一纸红/头/文/件，很清楚，要她死，我无可奈何。
我终于又见她一面。她身上套着绳索，衣服却是干净的白色，她的脸色平常而又谦和，昂首站在前边高台上，黑压压枪口对准她。我看到下边有很多同志抹眼泪。梅花，那个曾经爱哭的小姑娘，她唱着歌，轻轻地哼唱，哪怕她嗓音沙哑得不像话。我记得她唱得是《国际歌》，后来下边许多同志跟着她唱。那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力量啊！
看守照例是忌惮这种情况发生的，为首的匆匆读完“判决书”，擦亮了的，不知点染多少鲜血的枪口对准她。
须臾一声枪响，罪恶的子弹贯穿她心脏，她的二十八岁，生命戛然而止。人群沸腾了，又很快安静下来为她默哀。我不敢面对他们所有人，混迹在人群中，哭都不敢。
她流着血的尸体被挂起来，看守说是“示众”，我当场只能感到悲愤，却又什么也不能做。最后背着人的角落也没敢放开哭一场。
我望着她，我还是想她。
我想她的十岁，她问我：“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呀？”我反问她，她说：“竹里一枝斜，映带林逾静。阿姐说是写梅花的。”我笑着装作不在意：“雨夜生的，大抵听了一夜雨声，就叫雨声了。”她听了没说话，半晌，她递了块桂花糕给我。笨拙地安慰我。哦，我可爱的小梅花，她在长大。
我想她的十四岁，她说喜欢我，她递来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小纸条，她说等她长大。一句孩童的戏言，我却当了真，我如痴如醉等了三年，到了她的十七岁。
我想她的十七岁，那时刚从南京沦陷区跑出来，她说好久不见，我说还好你还在。我亲手给她系过围巾，我亲手拥抱过她，我拍过她的肩，抹掉过她眼角的泪。我想，要是一直这样该好，成长的代价太沉重，我宁愿她永远天真，永远不韵世事。
我想她的十八岁，意气风发，在舞台巨大上的裙摆随背景乐的鼓点越转越快，手中一捧艳色玫瑰，谢幕后她顺手扔给我一枝，然后看着我笑。
我偶尔也想她的十九岁，她还是热情洋溢的青春模样，海边暖风随意吹，她笑着在海风中跑的模样，她捡起漂亮贝壳时冲宸先生镜头大笑的模样，可惜我拿不到一张她照片。我宁愿她永远快乐，哪怕那时她身边的人是宸昭。
我想她的二十七岁，那时已被折断羽翼，可她至少活着，真真切切活在人世间，我又庆幸她至死不知。
更多出现在我梦里的却是她的二十八岁，她面对黑压压的枪口脸色平静，对死亡亦是从容不迫。那一年冬天迟疑降临在北京这座老城中，大雪纷纷扬扬一树晶莹。一声枪响，顷刻间的鲜血淋漓，我又被吓醒。三十四年来，我饱受梦境的折磨，我耳边走老是她在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又一声枪响，交叉着与我记忆中的弦重叠。这次是宸昭先生，据说他是看大势已去，“畏罪自杀”的。可为何又有一把火烧毁一切他存在过的痕迹？我甚至为他感到惋惜，可我并不同情他。于是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在冬天梅花盛开时，这世界又失掉一位固执的早期革命者了。
额上顷刻的大汗淋漓，睁眼却是黑压压的枪口。同志们大骂那位不存在的“叶雨臣”，难以置信却愤怒的眼光举起枪对准我。
我尝试拉住昔日战友，我说：“为了美好的未来与明天。”
他一愣，道：“什么东西？”
我又重复一遍，却被揪起衣领一拳打在胸口：“你这个叛徒，白色党/派的走狗！”他大骂。我呆愣在原地，没死心，又问：“那陈主任他们呢？”那人眼睛瞪得血红，道：“你还有脸问？都牺牲了。当年04组就剩你一个叛徒了！”我不可置信又问一遍，却又被一巴掌打在脸上，我迟迟无法回神，直到更多的拳头结结实实砸在我身上，我甚至感受不到疼，我几乎只是站在原地，其中有青年人拔出枪，却被拦下，他说想一枪毙了我，我又何尝不想杀死我自己。
全毁了，一切全完了，斯人去矣，更让我绝望的是那些文档被大火无情烧个精光。我无从为自己辩解，我也不想再说什么。我的“功绩”再无人知晓，我要背上千古骂名了。我可以不在乎这一切，即使我已在人们口中粉身碎骨。
一只脚踩上我肩膀，陈年旧伤又血淋淋掀开，痛，真的很痛。仿佛五脏六腑被搅动的痛，我的头晕乎乎的，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她那时会有多痛，我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强硬一点，为什么要让她走时那么痛苦。我真的恨我自己，手上好像被尖石划伤了，湿润地混杂着灰尘，这双手哪怕是被迫，都沾上太多人的血——何况还有她的。哪怕是握笔，都签字同意过处决我同志的“判决书”。
我没有理由也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了，在明处我与同志们背道而驰，连宸昭都唾弃我；在暗处无人知我，知情者连同当年一把大火焚烧掉了，无人证明我的清白，我若从此污浊活在这世上，倒不如一死。
于是我勉力挣眼，拿磨锋利的钢笔划开了手腕。血液的流失模糊间打湿了地上散落的纸片，我看到后来有人过来，骂了几句后开始给我止血。
我没死成，我恨我自己。
No.10
审判台前，白炽灯光太刺眼。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认罪吗？可我无罪，只是我无法证明我自己。台下李见山（宸昭先生的秘书，后来大抵“弃暗投明”保下自己一点利益）却不怀好意笑着观望我。
我的过去，一切被无情焚化掉了，我没法说出曙光行动，这事在当年也鲜为人知，何况有残余“白/匪”在这里，这是党的秘密，我不能说。
审判到一半我也知道有了结果，我情愿死守这个秘密，哪怕它使我声名狼籍。
但我看到了秋月白。她一袭素色长裙，仿古的样式；头上钗环少了一半，脸上没有妆容，却仍是苍白的。她定站在中间，她为我辩解（当年召开会议借用她家地下室，她几乎是半个知情者）。我用眼神示意她不能说，她不解但仍听从了我。
狱中十五年，斯人去矣。故友中只秋月白一人来探望我。我知道她来一次会背负多少舆论压力，我于是极力劝她少来。
她每月寄给我一笔钱。我往往写回信夹在信封里，于是那几首小诗就那么被带出去。六五年冬天，我出狱。当时紧邻着一个不知名的公园，蜡梅开得艳丽。
我没急着去秋月白写的地址与她会面，我穿着破棉衣，手中仅攥一张我唯一有的她十八岁照片。照片上的人对镜笑得灿烂，现在却不见踪影了。
后来我徒步走几小时到天门安前，手上多拿一张宸昭先生旧照。我带着两张照片在城楼下淋了半天雪，白茫茫一片中除了五星红旗那抹鲜艳的红便是梅花，我几乎痴慢望天空的雪，几乎控制不住想哭出来。
宸昭先生当时留过一句鲜为人知的遗言——“代我看看红旗，看看天门安，也看看你们的盛世。”原本是对梅花说。如今先生本人不在人世，梅花亦不在。于是我便替他们实现这遗愿。现在看来，或许有些自作主张了罢。
在寒风中我的手冻得僵硬，麻木，甚至失去知觉，尔后就是疼痛，痛到甚至照片都握不住。我突然又想我的小姑娘，她那时该有多冷，多痛，身上还有那么多伤，她该有多绝望。
我轻轻对照片说对不起，可回应我的，只有呼啸的风声了。
后来秋月白找到我，她说我满身雪，一动不动地吓了她一跳。我笑着说抱歉，她一边给我端了热茶一边说没关系。
她问我怎么走到那里，我掏出珍贵两张照片告诉她原因。她听了久久沉默，尔后拿出相册，她遗憾自己甚至只有唯一一张在上海时的合照，我说我自己甚至一张都没有。
后来相册的那一页，一直空白。
秋月白问我接下来要到哪里去，可巧我的小弟弟，叫作叶子建的写信来，除了寄一些钱来还问我是否愿意回南京。我拒绝了，于是秋月白又额外资助我一笔够足买车票的钱，我在十二月的深冬南下。
No.11
一路流离，我来到重庆。临走那天秋月白来车站送我，她头上没戴簪子，长发散下，包裹在一张红围巾中，她穿着棉质长裙，外边系一张大斗篷。风雪飘摇中，甚至有几分像梅花。她塞另一条红围巾在我手中，道：“这是……逾静以前戴的那条。”
后来我上车，自己系上了那围巾。窗外秋月白的围巾末稍迎着风飘，一瞬恍忽，我又想到一九四六年与梅花分别时，她头上的纱巾，也是这样在风中飘的。
当列车到站后，我顺着人群下车。一个人站在月台上有几分茫然。再次站在这片吞噬我曾经爱人的土地，我感到熟悉又陌生。
昔日埋葬我数不清战友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一座纪念碑，我绕一圈好不容易在角落找到她名字。
这时一个年轻姑娘走过来，手中拿着一束白菊和另一束不知名的花。她在碑前鞠躬，放下菊花，后来又走到不近处的人工湖边，把另一来花瓣扯下洒进去。一种熟悉不过的幽香，我忍不住发问：“小苍兰？”她一愣：“是的。”她看见我手中一枝红梅，试探问我：“先生，您也是来看逾静姐的？”
这次到我愣住了，过了良久，我站起身划了一支烟，各吞吐吐：“嗯，来看一个故人。”她“哦”了一声后就走开了，我想这姑娘是叫作齐彗的，当时梅花狱友。
后来我没放下那枝红梅，而是带回我租住的小屋中，插在白瓷制的一个花瓶中了。
那是一个雨夜，我在租来的狭小屋舍点着蜡烛写文章。动荡的十年中我提过很多个住所，最终找到这么一个无人知我过去的小圈子。
屋顶忽然漏雨，我无奈找盆去接。这时一阵急促敲门声，我起身去开门，是秋月白。她撑着老旧油纸伞，身上衣服却被雨淋得滴滴答答往下滴水，我邀她进屋，在蜡烛火焰下我看她眼下藏不住的疲累，她随意揉揉头发，道：“李见山死了。”
见我不明所以，她干脆把一份当天《人民日报》塞我手中。“他妻子在他死后翻出的文件，她大概不知道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她说，我靠近烛火仔细看，“曙光行动，”第一次摆在大众眼前，我眼睛湿润，几乎要哭出来。
秋月白没坐了多久，她说报上已为我正名，我笑笑就过去了。
后来我知道她那天赶了十几小时火车专程送报纸给我。
昔日干古骂名，如今变为所谓英雄。他们说我是背着光的英雄，可我宁愿不要这美名。我又想起我的小姑娘在花儿一样的年纪被残忍杀害掉了。
最终我们活着的成了背光的英雄，死掉的成为纪念碑上烈士姓名中短短三个字。
我仍是想念她。
我想她回来，甚至想宸昭也回来；我很多次在梦境中参加她婚礼，也很多次知她并肩在天安门下看城楼上的红旗。可我的小姑娘却永永远远留在红旗升起的前一个黎明了。我恨，为什么，为什么我没能让她亲眼看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明明只要一天，只要一天她就能看看了。
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不知她在地下是否能感受到？三十年能改变太多了，现在的祖国，灿烂盛大。我想她大抵是能感受到罢？不然梅园的花，为何今年开得格外红啊？
人生暮年，我终于又回一次南京。静悄悄地，没惊动任何人。当年的废墟之上建起一座大的花园。
是十二月。不多，角落里几枝梅花。却是白的，干净地竟无一丝杂色。我走过去。我问它，你在哪儿呀？我知道这很傻，可我就是想问问，我的嗓子近乎鸣咽出声，我想问梅花，你，爱过我吗？我知道她不会回答。
我太想哭了，我控制不住擅抖的手接住眼泪，我三十岁那年没敢哭出声的角落，终于在三十年后让我溃不成军，我又在后悔。
外界一直以来对我作品的口碑两极分化，他们批评我意气用事，感情太多。他们说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不该写爱情，他们说……我无法否认，我知道又抒了太多情。
我如今活了六十四岁，我人生中只有十年活着。是战火纷飞的燃情岁月的那十年，也是身边有她的那十年。哪怕那十年中我们聚少离多，哪怕她身边那十年都是宸昭。我还是常望我那张已碎过又补好的党///证出神的，我又想起当年入党申请书那句誓言：“我情愿，为党奋斗到最后一刻……”我做到了吗？留给后人去评价罢。
No.12
我讲述的，不过是一个苍白得甚至像偷来的爱情故事，我年轻时候的荒唐往事。
后来想想，大抵是我年少轻狂。说宸昭先生背道而驰，那我便是同道殊途。
我常带上花去看她。在阳光明媚的那个下午天，我忽的释然了。她的名字无人知晓，她们的功绩与世长存。而我要作那个知晓她名字的人。
如今我在重庆已经生活了18个年头，读者，请让我，声名狼籍的活人来说，林逾静，我想你。
我还是常想，想她若是活到现在，是什么模样。不知那时，她眼底是否还有江南烟雨，有才子青衫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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